身居庙堂之高，未忘江湖之远。  

  今年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变动之一，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是监察委员会成立的最主要目的。村官，因此被首次纳入监察范围。  

  （一）   2017年1月，作为大会主题之一，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指出，要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同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了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行动。   2017年7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巡视工作条例，指出县市党委要建立巡察制度，对基层村党支部全面进行巡察监督。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村务监督，切实保障村民合法权益和村集体利益。   同月，中央纪委作出决定，2018—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基层反腐败斗争。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意见，要求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侵害农民利益的腐败问题。   同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要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形成压倒性态势。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公布施行，国家各级监察委员会相继成立，村官被历史性地首次纳入监察范围。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央高层竟然连续发文，针对最基层的农村地域，频频部署打击村官腐败和村霸恶势力的各项行动，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二）   2016年12月20日，广西自治区灵川县某村党支部书记梁某，伙同他人将同村的周某强行带至家中，予以控制。此前，两人因为一起交通事故结下仇怨。周某被控制后，灵川县公安局出警到梁某家中进行劝说，但未奏效。   当晚21时，梁某等人将周某强行带至梁某妻子的墓前磕头，并将其推入坑中意欲活埋。次日凌晨1时许，当地警方在派出130多名干警的情况下，才将周某解救出来, 并将梁某等人当场抓获。   此前，在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10名村官竟然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其中原村党支部书记葛彩华获得55套，原村主任余乾寿获得13套。七名涉案村官分别被判处五至六年有期徒刑。   此事发生之前，新桥村原村主任余乾寿曾因贪污集体财产，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期满后，余乾寿依仗本村的余、胡两大家族，再次当选了村主任。   原河北省定州市泉邱二村村主任孟玲芬，被网友称为“最牛村主任”、“洪兴十三妹”。   2016年8月，孟玲芬因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职务侵占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5万元。  

  原吉林省桦甸市大城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占宝，采取虚假手段套取土地补偿款近600万元。狱中的刘占宝说，“村支书不算官，但在大城子村里，2000来人中我就是最大的官！”   原广东省汕尾市乌石村村主任黄明曾贪污公款、倒卖土地等牟利500余万元被判刑。他还对村民大打出手，放狗撕咬村民，被当地人称为汕尾“胡汉三”。   原江西省人大代表、横峰县兰子畲族村党支部书记兰林炎，形成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庭审中被指控涉黑36人，涉及罪名23项，犯罪事实达50多起。   原宁夏自治区泾源县城关村党支部书记丁飞等人，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原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人大代表、村主任牛俊刚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40名，8支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原河北省保定市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会民受贿黄金20余斤，非法敛财7000余万元，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被判处死刑。   ……   十八届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   2017年中纪委通报的52起典型问题中，发生在农村范围内、涉及村（居）干部的就有36起，占比近七成。  

  （三）   “当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易发多发、量大面广。”2016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近年来， 村官腐败呈现上升趋势。根据调查显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贪污挪用公款相当突出。挪用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费，占地赔偿款，以及私自出租、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款等。此外，涉案数额呈逐年上升趋势，万元以上的经济大案比例明显提高。   二是违法违纪手段多种多样。有的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有的在集体资产出租、出售和工程发包过程中暗箱操作，收受回扣；有的设账外账或小金库任意侵占、截留或挥霍；有的财务管理混乱，随意开支等。   三是失职渎职现象相当明显。处理村务独断专行，借宗族势力滥用职权，恃强欺弱或偏亲向友，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   四是生活腐败情况相当严重。一些村官道德沉沦，“涉黄” 、 “涉赌”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村官甚至带头聚赌。有些村出现了滥用公款的“吃喝村官”，携妻带子的“旅游村官”，甚至欺男霸女的“土皇帝村官”。   在我国，村官是通过选举途径担任的。由于相关制度不尽完善，其中出现的贿选、暴力选举、家族控制、黑恶势力渗透等难以杜绝。这就给一些人靠钱开道、变成“村霸”干部造成了机会。   “让人担忧和不安的是，在一些地方，村霸已成为村干部的代名词。有的村干部自身便成了与群众对立的村霸，还有些村干部当起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代言人。”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指出，现在的“村霸”主要表现有“乱政、抗法、霸财、行凶”四个典型特征：   一些“村霸”倚财仗势、干扰国法、操纵选举！一些“村霸”暴力抗法、对抗政府、煽动滋事！一些“村霸”强拿强要、欺行霸市、坐地纳贡！更有一些“村霸”横行乡里、违法犯罪、残害无辜！   近年来，随着扶贫、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地出台，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村可供调配的资金、资源和经济社会建设项目逐渐增多，基层村贪、村霸们放纵贪欲、滋生腐败的情况也随之越演越烈。  

  （四）   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重典治乱的决心，全力推进反腐败斗争，逐步形成了压倒性态势。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八项规定”。   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17万多起，处分13万多人。   2012年12月6日，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接受调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2014年6月，苏荣接受组织调查；同月，徐才厚被开除党籍；2014年7月，周永康被立案审查；2014年12月，令计划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7月，郭伯雄被开除党籍……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119万多人。   2014年开始，中央开始部署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追逃追赃行动。   截至2016年底，从世界70多个国家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   反腐败斗争和政治生态净化的深入开展，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建设进行配套。   2012年以来，中央巡视共开展12轮，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家中央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监督全覆盖。   2012年以来，党中央出台或修订近80部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40％。一系列立足根本、着眼长远的制度措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治标”走向“治本”转变。   2017年7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经过全党共同努力……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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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016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赖，是最大的政治成就。”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指出。   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层“打虎”作为破题之举，下定决心彻底推进反腐败斗争和政治生态净化。   近年来，随着正国级、副国级干部以及数百名省部级干部的相继落马，以及各项体制建设的综合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接下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覆盖到“最后一公里”，被作为反腐败斗争和政治生态净化的重中之重，提上日程。   2017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首次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列为大会主题。   之后，中央纪委作出决定，2018—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基层反腐败斗争。   同一年里，党中央修改了巡视工作条例，出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指导意见，在制度建设上开始加大对基层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监督力度。   同期，政法机关在2017年初开始部署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行动，2018年初进一步加大力度，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18年初，村官贪腐整治领域的重大根本性制度推出——监察法公布施行，各级监察委员会相继成立。村官作为被监察的六个群体之一，被单独列项，历史性地纳入国家监察范围。   接下来，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打击基层村官腐败和村霸横行，党和国家必然会继续出台更为强力的惩治措施和更加深入的体制建设。   可以预期，曾经因为“天高皇帝远”，缺乏监督惩治而一度逍遥妄为的贪腐村官和蛮横村霸，将会在数年内得到根本性遏制！   颤抖吧！村贪村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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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引用了新华社，及《中国纪检监察报》、《检察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浙江日报》、《法制晚报》、《桂林晚报》、《经济研究导刊》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