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相关立法以包括拆迁活动在内的民用建筑“六统一”为特点，即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因为70年代末，我国城市住宅紧张情况十分突出。在当时，全国有城镇3400个，城镇人口1.1亿。绝大多数城镇住房情况很紧张。特别是人口集中、工业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住房紧张情况更为突出。不仅平均居住水平低，而且缺房户的数量多。据1977年底统计，全国190个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仅为3.6ｍ2，比解放初期的4.5ｍ2下降0.9ｍ2。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城市中，缺房户共323万户，占居民总户数的17%。此外，危房棚户改造慢，各城市都有一批危房急待维修。上海市有棚户500万ｍ2，住着100多万人。广州市还有3千多户“水上居民”没有上岸。迅速改善居住条件，已经成为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 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建委《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要求必须关注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问题，要加快城市住宅建设，迅速解决职工住房紧张的问题。该《报告》提出了7年规划和2年设想，尤其是到1985年，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要达到5ｍ2。 上世纪80年代，政府打开了私人购买房屋的市场，1981年3月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128个城市和部分县镇开展了私人购买、建设住宅的工作。其中，由国家建造住宅向私人出售的城市计50个。而在1979年，216个设市城市私人建造住宅的面积，仅占全部新建住宅面积的2.8%，比重还很小。在这个时期，政府着重提出了一个观点：“个人住宅也是生活资料。把个人购买、建造住宅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妥当的”(1981年4月10日国务院转发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组织城镇职工、居民建造住宅和国家向私人出售住宅经验交流会情况的报告》)。观点的变化、社会生活的迫切需求、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当时建筑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房屋拆迁的规模化活动。 但是，在此期间的立法，对拆迁房屋强调的是“应当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按期搬迁，不得借故拖延”(1983年12月《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4条第2款)，“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的改建规划和拆迁决定，不得阻拦改建拆迁工作”(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1991年条例》也明显带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痕迹。但是，随着人们对社会现象和法律原则的思考，随着担保法、合同法等重要法律的颁布与实施，《1991年条例》中一些明显的缺陷引起了关注。